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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才完成了宗教化过程时殷弘事件怎么处理的

发布日期:2024-06-05 05:30    点击次数:174

1955年12月10日,在哈佛大学的杨联陞给胡适写信,信里提到《道藏》中现存的《老君音诵戒经》,可能就是传说中太上老君给寇谦之的那部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。杨联陞说,这个故事暗示了5世纪初道教的重大改革,而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和寇谦之清理“三张伪法”有关。他询问胡适有什么看法,胡适收到信后,很快就给杨联陞回信,热烈地回应说“你挑的题目,我特别赞成”,并且“希望能看见你给这个‘清整运动’多做点表彰”。胡适对道教是有一些研究的,他写过《真诰》的考证文章,看过号称第一部道教史的《长春道教源流》,并且认为道教史很重要,他作这个判断绝不是随口应酬。于是,在此后几年里,胡适和杨联陞在书信中反复讨论,由杨联陞陆续写成《老君音诵戒经校释》等文章,大体上揭开了中古道教史上那一场静悄悄但相当深刻的宗教改革史。而胡适和杨联陞反复讨论的焦点,就是公元5世纪,北方的寇谦之与南方的陆修静(406—477)分别推动的道教改革运动,即“除去三张伪法”,也就是对过去道教中不合礼法行为的激烈变革。在1960年代杨联陞写成的《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》《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补论》中,他还特别考证了一个例子,就是在这个运动中渐渐被革除的“涂炭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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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论学谈诗二十年: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》书影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问题是,为什么这次“清整运动”,在道教史上这么重要呢?简单地说,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道教才完成了宗教化过程,也开始融入中古中国社会、政治和文化的主流。我曾经把它叫做“从俗到圣”,也就是说,道教从巫觋方术,变成组织宗教,并且得到政治上的合法性。而其中“涂炭斋”的革除,为什么也很重要呢?这是因为道教科仪的自我整顿,恰好表现了道教从世俗性转向神圣性的轨迹,使得道教从世俗的、边缘的、杂乱的,逐渐转向了精英的、主流的、整齐的。也就是说,道教至此才成为真正的“宗教”。 这里有一个关于道教形成史的争论。过去,很多人把汉末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看成是道教成立的开始,但我不这样看。我觉得,从汉末以后的两三百年,是一个道教形成过程,不必一定要把时间点定得那么死,很多事情不是某年某月某日一下子就突然出现的,历史往往是一个过程。5世纪前,由于川蜀、江南与华北之差异,并没有形成一个同一的“道教”,由于各种奉道的方士教徒之间的差异,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,也没有形成道教统一的经典、理论和方法。所以,寇谦之和陆修静的这一“清整道教”的运动,本身具有使道教趋向同一的意味,而趋向同一,首先便是使道教的崇拜、理论、仪式、方法和组织整合成型,并且被精英士大夫认可。在这个由士大夫道教徒,也只能由具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道教徒主导的运动中,首先需要革除的,就是那些不能被精英文化容忍的教团、科仪和方法。 所以,下面我们就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:第一,中古时期道教有哪些被渐渐革除的内容?第二,在这个“清整运动”中,中古道教的科仪是如何转型并渐渐趋向同一的?第三,中古道教的科仪为何要向着神圣化和超越化转型,是为了适应这个时代主流的社会和政治吗?然后,我想再接着胡适和杨联陞,继续讨论一个文化史的问题,就是这些过去很流行的、被视为野蛮粗鄙的宗教文化现象,为什么文献记载很少?我们过去的中国文化史,为什么很少去描述这类宗教文化现象?隐藏、淡化或者遮蔽这一文化史中的这个背阴面,究竟给今天的我们重新理解传统带来了什么问题?

 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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